作者︰卡維波

 

青少年學生為什麼需要穿制式的服飾?為什麼學校要求學生有制式的頭髮?一群年輕有活力的人,穿著同樣款式、同樣平淡(反流行、反性感)的衣服,不是很奇異、很畸形嗎?為什麼制服這種奇裝異服被賦予權力,有正當性而且被鼓勵成為驕傲的象徵,而其他的「奇裝異服」卻成為權力的監控對象,經常被歧視?現在有些學校讓學生參與制服的設計,這又代表了什麼新的制服紀律策略?

這些問題必須從好幾方面來回答。

首先,制式(頭)髮(服)飾的現象必須從現代國家的國民教育的特性來說明,這個國民教育的特性就是要消弭族群與階級的差異以整合國民。

其次,制式髮飾(制式頭髮與制服)的效應很可能和其他權力制度形成串連。例如,制式的髮飾在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中,可以促進青少年對團體的認同,而且也有壓抑青少年情慾的功能。同時,制式髮飾也是紀律規訓的一部份,這和一個促進生產效率、紀律、和積極態度的社會脫不了干係。

下面就讓我來逐一解釋。


消弭階級與族群的外表差異

現代的大眾教育或公共教育最重要的一件功用,就是把各種各樣的人放在一起,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和別人都一樣,都是人--都是同一國人(國民教育)、都是有同等權利的公民(公民教育)、都是有能力進入勞動市場的人(基礎教育)。例如在國民教育方面,不同種族或不同方言的族群,在教育過程中要學習同一種「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接受相同的國族歷史教育,培養愛國心等等。在基礎教育方面,在經濟發展初期,每個人都至少要透過教育而學會識字,學會服從命令或紀律;隨著發展所需,基礎教育的時間會延長、技能要求會提升。在公民教育方面,原來因為性別、階級、情慾、族群、種族、年齡等因素而權力不平等的人,要在教育的過程中相信她和別人是一樣的、機會均等的、有平等權利的公民,進而在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後能接受不平等的社會現實(也就是相信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或者個人在實現自我上的能力不平等,不是人為的安排,而是自然天生的、純粹機運的,或只能怪自己才智能力不如人、不努力用功等等)。

現代大眾教育因此是形式上平等的「有教無類」,配合著這種「有教無類」的則是形式上公平的競爭考試、評分等整套獎懲系統。這套競爭獎懲系統只選擇性的評估學生在某幾方面的表現(performance),而所評估的那幾方面則深受學生的性別、階級、族群等因素的先在影響,也就是被學生在家庭教育、經濟狀況、社會期望、父母文化教養、社區生活、教育機構的品質與社會定位(所謂好/壞學校之別)、社會機會等多種因素上的位置所影響。有些學生顯然在這些因素上佔盡優勢,於是所謂公平競爭也只不過是形式而已

可是現代學校教育既然要有形式上的平等表象,就不能讓受教育的大多數人覺得在競爭的起點就有不公平的待遇。在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城鄉差距仍大,不同的地域、族群均有很大差異,傳統舊有的階級、社會地位差異也很明顯。這種種差異本來不是問題,因為它們一向存在,只不過從前由於彼此在地理上或社會階層上區隔(交通不發達,同一族群的人口很少擴散流動,封閉的生產模式使得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很低等等),所以不一定感到差異,也比較沒有嚴重的內部衝突。但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及資本積累的需要,農村破產,人口從鄉下向城市、工業區集中,婦女就業,商業及交通日趨發達,勞動力及人口加速流動,便使得不同地域、族群、性別的人愈來愈有機會共聚一堂,也因而使得不同背景的人有機會面對彼此間的差異。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起了聚合不同人群、集團的作用。

就像大眾文化與大眾傳播,大眾教育也在這個資本主義發展、融合不同團體的過程中,扮演了吃重的角色。可是正因為這個發展過程處在初期,不同集團的人之差異仍然清晰可見,而且還可能因此帶來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制式的頭髮樣式與制服,至少在外表上消滅了差異,減少了一項可能衝突的來源,所以制式髮飾的效果之一,便是滿足公眾教育的要求,即顯示大家都差不多、都一樣。

 

去性徵化、團體認同、紀律管教

制式的(頭)髮(服)飾除了消弭明顯可見的社會差異之外,也產生了支持其他權力關係的效果。這些效果說明了制式髮飾的社會功能,故而也可以解釋制式髮飾能持續存在的原因。

例如,服飾往往可以體現性別與情慾的現有規範,不過,非制式的奇裝異服有時又有顛覆這些規範的可能。以這個思考脈絡來看,制式的髮飾則有「去性(徵)化」(de-sex)的效果,也就是反美學、反情慾、反性感。

換句話說,制式髮飾不僅僅是一致的制式外表,它還是醜陋的外表、不性感的外表。在禁止女生短裙、緊身褲等性感打扮的規定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制式服飾對女人的性控制的功能。而過去中學女生的清湯掛麵頭,也很明顯是為了「去性徵化」,即,保持無性欲的小女孩清純形象。

制式的頭髮與服飾還有另一種社會功能,那就是促進青少年學生的團體認同,藉著有相同標誌或特色的制服和書包,可以使學生感到強烈的一體感,有利於學生投入團體生活,以團體的同質性取代自我的獨特性。而由於團體生活有同儕壓力,對團體的向心力因此有利於社會控制與監視,同時也是個人內化各種權力關係的主要管道。有些心理學者指出,青少年的團體生活有昇華性衝動的功能,有利於性壓抑。

此外,制式的頭髮與服飾也是學校管教的一部分。過去在思想控制的台灣,學校有軍營化、軍事教育化的情形,造成學生的高度紀律性、服從性、集體化。一個思想控制的時代也必然是一個身體控制的時代,因為思想的「聽話」或服從,不但表現在身體的服從上,也同時是透過身體的聽話來養成的。青少年的身體因此向來是被管教與紀律的對象;青少年學生的制式髮飾,正是這個身體管教的一部分。被剝奪身體自主權的青少年當然連髮飾自由也一齊被剝奪。

 

對制式頭髮與服飾的反抗、懷柔、與再反抗

以上的敘述顯示了「制式髮飾」是被各種宰制關係多重決定的,也因此會在不同歷史時期生產不同的權力效應。

對於制式頭髮和服飾的抵抗,一直是以各種出奇的方式存在著。不管是圓形大盤帽或船型帽,都可以被七扭八歪地塑造出次文化的叛逆意義,各種制服也常被手工定製出個人風格,頭髮長度和形式更是分厘必爭。這也就是說,身體的呈現是一件很政治的事。在過去的某段時間,學校、教官、父母、成年人在髮飾這件事上均感受到青少年學生或子女對原有的控制十分不滿,青少年蓄長髮或奇裝異服就變成了對權力反抗的象徵。在當時,髮式/服飾就是支配青少年的權力以及反抗的戰場。

隨著台灣的解嚴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深化,學校的管教紀律逐漸有了新的面貌,更接近傅柯(Foucault)所謂的「施用於身體的權力技術」,這種紀律馴訓不再是以壓抑、禁止為目的,而是以促進學生的自我管制,以及操作調動其積極性為目的。因此,在紀律的權力技術上開始比較細緻的策略,制服或髮式的管理比較放鬆,並且扣連上服飾特色或集體認同,有些學校還讓學生參與制服的設計,使學生自願認同制服。

在另一方面,中學裏其實仍有髮式/服飾自由的問題。青少年的染髮和新潮髮型有時被視為暗示「犯罪傾向」,學生們在制服上所加的個人色彩風格仍會遭到師長的「關愛」。但是制式髮飾問題在今天之所以不那麼具有爆炸的政治性,也似乎不再是青少年權力的重要戰場,除了因為髮飾管理紀律的策略不再高壓而趨向細緻外,主要是因為如今髮飾的社會意義已經改變:現在社會上流行的髮飾雖然遠比過去「奇異」許多倍,但它們卻是以商業的包裝來表現的,只是個人的消費形式,而不是集體反抗的象徵。這麼一來,在制式髮飾上的岐異也比較不被視為對權力的挑戰,而被僅僅視為個人的標新立異了。

那麼未來對制式髮飾究竟還有沒有反抗的空間?從過去的反抗歷史看來,挑戰性別與情慾的髮飾規範一直是反抗的焦點,校園中同性戀、變性戀、易裝反串戀、混裝戀等等這些性多元人士,最可能進行頭髮與服飾的性別與情慾的越界,因此會成為最可能的反抗主體。另方面,由於制式髮飾本身有「消弭情慾差異」(去性化)與「消弭性別差異」的功能,在現今日益凸顯並拓張情慾可能的氛圍中,反而有利於性別與情慾的越界;畢竟,在沒有性別差異和情慾差異的疆域裡,反而容易「不男不女」或「亦男亦女」,並且容易重新定義出違反現有情慾規範的髮飾意義,使制式髮飾變成色情挑逗的性感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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